賣過襪子、皮帶，賣過義烏進的塑料玩具。城管來了就跑，跑不掉就被沒收。
有一回他跑慢了，三輪車被抬走，貨全扣了。
他蹲在路邊，蹲了很久。
後來他去了深圳，在華強北倒騰電子元器件。從櫃檯收尾貨，加幾塊錢賣給散客。那時他租不起鋪面，就蹲在路口，手裡舉一塊紙殼，寫著「內存條」「硬碟」。
風吹日曬，人曬成一塊炭。
那幾年他賺到過一點錢。過年沒回過家，把錢寄回來，電報上只有三個字：啥都好。
我媽把錢壓在炕席底下，沒動過。
再後來他跟人合夥，把深圳的電子貨運到非洲去。
他押過貨，在馬達加斯加的港口守過四十天，瘧疾打擺子，燒到四十度，以為要死在那裡。
那次他賭贏了，掙了人生的第一個一百萬。
可錢來得快，去得也快。
合伙人不靠譜，一批貨壓在海關出不去，資金鍊斷了。
他拆東牆補西牆，借遍了能借的人。利息滾利息，滾到三百多萬。
他真的是走投無路了。
那天來廣州，是來看我爸媽最後一眼。
他已經買好了去深圳的車票。那裡有一座橋。
後來他告訴我，那天他把衣服脫了，鞋子脫了，碼得整整齊齊放在橋邊。
他站在欄杆上，低頭看著黑沉沉的水面。
風大，把他的背包吹開了。
我媽塞在裡面的那疊錢散落出來。
他這些年第一次哭了。
他想起來我媽把碗端到他面前的樣子。
想起我爸傻笑著給他夾菜的樣子。
想起我爸曾經也是個五大三粗、提著斧頭砍門的男人。
也說過要來深圳，給娃娃們搏一個前程。
如今他老了，頭髮白了，傻了。
可他還在笑。
還在給他夾菜。
我弟把錢一張一張撿起來，疊好，塞回內袋。
他到底沒有跳。
他回到岸上，穿上鞋子，又去了一個地方。
那之後的事，我們都知道了。
他又去搏了一把。
那一次，他贏了。
如今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對外貿易，把義烏的小商品賣到非洲，把廣東的電子產品賣到東南亞。
後來又在越南、泰國建了廠。
他成了很多人嘴裡說的那種成功人士。
可我記憶里的他，永遠定格在那個雨天。
一米九的個子，瘦得像根竹竿，站在門口，水順著褲腳往下淌。
他不敢進來。
怕我媽不認他。
我媽沒有問他任何話，只是給他做了一碗青椒炒蛋，一碗雞蛋糕。
像小時候一樣。
後來我弟給我爸媽買了別墅。
廣州郊區的，有院子，有游泳池。
他帶我們去看房的時候，站在毛坯房裡，指著落地窗說，姐，這兒以後給你種花。
又給我買了一輛車，德國牌子的，我連名字都叫不全。
他說，姐，這麼多年，辛苦你了。
我說，辛苦什麼，我又沒養過你。
他笑了一下，沒接話。
他給我媽買的是一條生產線。
那年我媽的小作坊已經擴到二十多人了。
我弟去看了一圈，沒說什麼。
過了一個月，進口的設備運到了廠門口。
「媽，這以後接外單用得著。」
我媽看著那台機器，看了很久。
「這得多少錢……」
「沒多少。」
「你就騙我。」
他不再辯解，低頭去幫工人拆包裝箱。
我媽也沒再問。
後來我媽的廠接上了我弟的外貿單，越做越大。
那個聾啞姐姐後來成了車間的主任，管著四十多號人。
她聾啞了半輩子，卻能一眼看出衣服哪裡縫歪了。
我奶奶九十七歲那年，還在擦柜子。
她老了，轉不動輪椅了，就趴在炕沿上，把杯子擺齊，高的挨高的，矮的挨矮的。
我爸還是每天坐在陽台，對著小靈通喊「秀蘭啊」。
其實很久之前，小靈通就停機了。
他還在喊。
我媽也不戳穿他。
只是每一次都回過頭，應他一聲。
「嗯。」
「秀蘭啊。」
「嗯。」
21
不久，我也在北京安了家。
先生是我大學時的學長，比我高兩級，也是從農村考出來的。
他讀刑偵，我讀法律，在圖書館見過很多次，沒說過話。
畢業兩年後重逢，他請我吃學校門口那家烤魚。
塑封的碗筷，他撕開，推到我面前。
我們結婚的時候，沒辦酒席。
兩個人去領了證，在樓下小館子吃了一頓。
他要了啤酒，我要了北冰洋。
我後來也混的還……算可以？
研究生畢業那年，我考上了北京市檢察院。
筆試第三，面試第二，總成績第四，招五個，擦邊進去了。
進去以後是公訴一處。
一起來的同事有北大的、人大的。
大家都很厲害，我一個村裡出來的，也確實是，感覺天下英雄如過江之鯽。
說句不要臉的話。
我當村裡第一個女大學生的時候，還以為自己是天之驕子呢。
後來終於意識到了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
哎。
不過也沒什麼，努力工作，檢察院也沒有說不要我。
我就做個兢兢業業的社會主義勞動者。
案子不會辦我就加班。
起訴書寫到凌晨三點，第二天七點半照常到。
老檢察官帶著出庭，我坐在旁邊記錄，筆記本記滿了三本。
後來我自己出庭了。
第一回公訴的是一個盜竊案，事實清楚，證據鏈完整，被告當庭認罪。
那一年我二十六歲，穿著檢察制服，站在北京某區法院的走廊里，陽光從窗戶照進來，落在地板上。
我想起我爸蹬了三十里夜路、把八本書綁在胸口背回來的樣子。
他不認得這些字，可他把我送到了能用法條說話的地方。
後來我辦過很多案子。
有貪污的，有受賄的，有殺人的，有詐騙的。
接觸過被害人家屬，也接觸過被告人家屬。有人給我送過錢，用牛皮紙信封包著，擱在辦公桌底下。
我讓他拿走，他不拿。我說你不拿走我就交紀委，他拿走了。
有人威脅過我，打電話到辦公室，不說話，響三聲掛掉，每天響三聲。
我不怕。
我只是想，如果法律是桿秤，那秤砣應該在每個人手裡。
不能只是有錢人、有關係的人，才能稱出分量。
每一個兢兢業業的勞動者，每一個為了小家，靠自己雙手打拚的勞動者，都值得被尊重、被保護。
22
工作第八年，我出了一本書。
剛開始也就是把自己辦過的案子寫成隨筆，發在公號上。
也沒想火，就是想寫。結果第一篇就轉了三萬多條。
後來出版社找上門，說要不要結集出書。
我說行。
書名是編輯起的，叫《公訴手記》。封面是我自己挑的，藏藍色，摸著像檢察院發的制服面料。
第一印八千冊，半個月賣完了。加印兩萬，三個月又賣完。
後來出了第二本、第三本。
有一次簽售，排在隊尾的是一個中年男人，戴著安全帽，像是從工地直接過來的。
他把書翻到扉頁，說，閨女，你幫我寫句話，我拿去給我閨女，她喜歡你的書，她想成為和你一樣的人。
我想了想，寫下四字：人貴不屈。
他接過書，看了很久，小心地裝進包里。
我又想起了，我爸把百科全書，給我用三輪車拉回來的樣子。
我先生曾經是和我一樣的檢察官，後來不做檢察官了。
他在體制內待了七年，出來那年三十四歲。
走之前猶豫了很久，夜裡睡不著，翻來覆去。
我說你想好了就行。
他說想好了。
他去了一家律所，做智慧財產權。後來又做公司上市、併購重組。
我弟那頭的業務慢慢起來以後，涉外這塊也交給他打理。
越南廠、泰國廠、非洲貿易線，合同要審，爭議要解決，專利要布局。
他忙，但也沒那麼忙。
該接孩子接孩子（是的，我們生了一兒一女），該做飯做飯。
周末帶兩個孩子去公園放風箏，女兒跑得快，兒子追不上，坐在地上哭。
他蹲在那兒哄，哄了半天，最後一人給買一根澱粉腸。
我有時候看著他蹲在地上、滿頭大汗的樣子，會想起我爸。
不是長得像。
是那種笨拙的、用力的、想把所有事都扛在肩上的樣子。
23
我弟後來娶了那個四川姑娘。
她跟了他十幾年，從擺地攤開始，一起躲過城管，一起在馬達加斯加港口等過貨輪。
他欠三百萬那年，有人勸她走，她不走。
我弟站在深圳橋頭的時候，她連夜轉車到深圳，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彎腰繫鞋帶。
四目相對，兩個人都哭了。
他揮著手，罵道：「你走啊，你還跟著我幹什麼？我自身難保，我什麼都給不了你啊。」
她撲過去抱住他：「我願意，我願意的。我心甘情願，你也值得。」
後來，他們生了一兒一女，湊成一個好字。
我媽那條生產線，後來並進了我弟的工廠。
她年紀大了，踩不動縫紉機，就回家帶孩子。
兩個孫子，兩個孫女，正好湊一桌。她每天早上五點就醒，給孩子們熬粥、蒸蛋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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