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沒提我弟。
我們都以為她把他忘了。
其實沒有。
後來奶奶告訴我,我媽每換一個廠,都要去當地派出所打聽。
有沒有一個叫賀曉明的年輕人,一米九,陝西口音,身份證號多少多少。
她怕他進去了。
也怕他死在外頭,沒人收屍。
那些年,我媽在深圳一邊打工,一邊找兒子。
我弟不知道。
我們全家都不知道。
而我,在北京。
我每個月生活費八百塊。
我媽從深圳寄來的,踩著縫紉機,嗒嗒嗒嗒,一針一線踩出來的。
開學第一月,我室友請客吃飯。
她來自上海。
她爸開奧迪送她來,後備箱裡四個行李箱。
「走,帶你嘗嘗學校門口的烤魚。」
我跟著去了。
不是什麼高檔地方,塑料凳子,一次性桌布,碗筷用塑封膜包著。
我坐下去,拿起那副碗筷。
塑封膜,我不知道怎麼拆。
我不敢用力,怕扯壞了要賠。摳了半天,膜還是完完整整裹在碗上。
室友看了我一眼,沒說什麼。拿過去,輕輕一撕。
「這樣。」她說。
那晚我失眠了。
不是難過。
是第一次意識到,原來人和人之間,隔著這麼厚的一層東西。
她一個月生活費,一萬六,一萬六啊。
她一條褲子,兩千二。
我的褲子,淘寶九塊九,包郵。
她們討論寒假去日本滑雪、去新加坡過年。我盤算著寒假找份兼職,下個月的生活費還差三百。
她們聚餐,人均六七十。我去一次,接下來三天只能吃饅頭就鹹菜。
我就不去。
不是自卑。是真去不起。
慢慢的,也就疏遠了。
確實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但我從不覺得自己低賤。
我只是好奇。
好奇原來有人是這樣活著的。
好奇北京的天這麼高,樓這麼密,路這麼寬。
好奇地鐵怎麼坐,圖書館怎麼借書,社團怎麼面試。
我把這些都學會。
我每天五點半起床,背單詞,預習,占第一排的座。
下課去圖書館,坐到閉館。
周末做三份兼職:家教、發傳單、餐廳端盤子。
大二那年,我拿到了國家獎學金。八千塊。
我從財務處出來,攥著那張匯款單,站在六月的太陽底下,手心全是汗。
那天傍晚,我給自己放了個假。
去學校門口的小賣部,買了一根雪糕。
兩塊五。綠豆味的,就是那種最便宜的冰棍。
我坐在學校門口的台階上,撕開包裝紙,咬了一口。
很甜。
我眯起眼睛,看著天邊的晚霞。
這時候,有個男人一直看著我。
他站在不遠處,穿得很體面,手腕上是亮的。盯了我很久,然後走過來。
「你是這學校的學生?」
「嗯。」
他笑了笑,遞給我一張名片。
「我給你一個月八千,陪我吃吃飯,逛逛街。怎麼樣?」
我愣了一下。
八千?好多錢。
我媽在縫紉機上踩一個月,才兩千八。
我好不容易拿到的國家獎學金才八千。
我低頭看著那張名片,字很小,印著什麼公司、什麼經理。
然後我抬起頭。
「陪你吃飯?你自己沒朋友嗎?」
他噎住了。
「無聊。」我把名片塞回他手裡,咬了一口雪糕,站起來走了。
我當時確實以為他在開玩笑。
直到很多年後我才明白了,他……還挺齷齪的。
後來,我在網絡上零零碎碎也了解到一些事,比如這世上的一些男人女人。
有些男人就是這麼看年輕女人的,有些女人也是這麼看自己的。
還為此爭論不休。
無奈啊。
怎麼,一個個的,都忘了「人」字怎麼寫?
一撇溫情,一捺遒勁。
為所當為,俯仰無愧天地。
19
後來,我媽還真在外面開了一個廠。
剛開始就是個小作坊。
她在服裝廠乾了四年,從車工做到組長,從組長做到樣衣工。
裁剪刀使得比老裁縫還順,打版看一眼就會。
她在廣州城郊租了一間民房,買了三台二手平車。
剛開始接不到大單,都是些零碎活兒:改褲腳、換拉鏈、補破洞。
我媽不挑,兩塊錢也做,五塊錢也做。
慢慢有了老客。
有人拿樣子來,問她能不能做。
她打版打得好,做出來比商場買的還服帖。
一傳十,十傳百,訂單多起來了。
她添了機器,租了隔壁一間房,請了三個工人。
又過了兩年,她在廣州番禺按揭了一套房子。
兩室一廳,不大,也不是新樓。
但陽台朝南,客廳能擺下沙發。她打電話來,聲音裡帶著笑:「把你爸和你奶接過來吧。」
我爸來的時候,眼睛都不夠用。
他看電梯,看瓷磚地面,看客廳吊的吸頂燈。我媽挽著他,一間一間看。
「秀蘭啊。」他說。
「嗯。」
「秀蘭啊。」
「嗯。」
他就這麼叫了一路。
我媽應了一路。
奶奶坐在新輪椅上,把客廳柜子上的杯子擺齊,高的挨高的,矮的挨矮的。
又扯過抹布,把櫃面擦得鋥亮。
她八十多了,頭髮白透了,脊背彎成一張弓。
可她還在擦。
20
然後有一天,我弟回來了。
那天廣州下了很大的雨。
我後來無數次想像過那個場景。
我媽在電話里講得很平淡,像在說今天買了一把青菜。
她說,你弟回來了。
傍晚,雨從天上倒下來,街上一個人都沒有。有人敲門。
照顧我爸的啞女開了門。我媽從廚房出來,看見門口站著一個人。
一米九的個子,瘦得像根竹竿。
頭髮很長,遮住半張臉。渾身濕透了,水順著褲腳往下淌,腳邊已經汪了一小灘。
他就那麼站著,不進來,也不說話。
我媽站在灶台邊,手裡還攥著鍋鏟。
她說:「把鞋脫了,別踩髒地。」
我弟低頭,脫鞋。鞋底磨穿了,襪子濕透,腳趾頭露出來兩個。
我媽把鍋鏟放下,轉身進了廚房。
她舀了面,磕了兩個蛋,切一把青椒。點火,倒油,雞蛋液滋啦一聲在鍋里綻開。
她炒了一盤青椒炒蛋。
又蒸了一碗雞蛋糕。
端上桌的時候,我爸從陽台轉著輪椅過來。他看見我弟,愣了幾秒,然後咧嘴笑了。
他拿起筷子,夾了一筷子青椒炒蛋,放進我弟碗里。
又夾了一筷子。
又夾了一筷子。
我弟低頭,看著碗里堆成小山的菜。
他沒動筷子。
我爸還在夾,笨拙的,認真地。
「吃。」我爸說。
我弟端起碗,扒了一口。
又扒了一口。
眼淚掉進碗里,他也沒有擦。
我媽站在灶台邊,背對著他們。
他吃完,放下碗,說:「爸、媽,我走了。」
我媽站在灶台邊,沒回頭。
他走到門口,彎腰穿那雙鞋底磨穿的鞋。
「明娃子。」我媽喊他。
「不行就回來吧。」
我媽把鍋里的剩菜盛進碗里,聲音很輕。
「城裡這房子,媽也住不慣。沒地方曬太陽,對門住一年了也不知姓啥。」
「回頭賣了它。咱回村上去。」
「咱家那塊地,渠還在,肥也養過來了。種一茬苞谷,套一茬豆子,夠吃。再養兩頭豬,你爸劈柴,你奶還能看圈。」
「現在種地和以前不一樣了,有機器,累不著人。媽打聽過,種好了一年也能落個幾萬。」
「不行……就回來吧。」
我媽把炒勺掛在灶台邊,轉過身,看著門口那個瘦成竹竿的背影。
「明娃子,你知道的,媽最會種地了,媽養的小豬崽,比村裡所有人養得都好。」
我弟沒回頭。
門開了,雨聲湧進來。
他在門口站了幾秒鐘。
然後走進雨里。
21
後來我媽給我打電話。
那是我第一次聽見她的聲音裡帶著怯意。
「倩娃子,媽跟你講個事。」
「你說。」
「你弟回來了。」
「我知道啊,你說過好幾次。」
「媽……把錢都給他了。」
她頓了一下。
「這些年攢的,也沒個數,反正都給他了。偷偷塞他背包里了。這本來有一部分要留給你的……給你添嫁妝,給你在北京安個家。」
「媽知道你一個人在北京不容易……但是他那樣子,媽真的難受,媽還能賺,媽還能給你……」
她說不下去了。
「媽。」我說。
「我這不是過得好好的嗎?」
「我不要你的錢,我自己能賺。」
電話那頭安靜了很久。
然後我聽見我媽吸了一下鼻子。
「他走的時候,那個背影啊,」她說,「跟你爸年輕時候一模一樣。」
「媽這輩子沒求過啥。就想著,你們都好好的。」
「你弟他……肯定是遇到什麼過不去的坎了。」
我那年研三,二十四歲。
我在中國政法大學的宿舍里,握著手機,看著窗外北京灰濛濛的天。
我輕聲說:「媽,我不怪你。」
後來我才知道,那個雨天我弟回來,是想告別。
他在外面闖了八年。
十四歲南下,第一份工是在惠州的磚窯。搬磚坯,一塊兩分錢,手指磨破皮,結了痂,又磨破。
他中過暑,吐完回去接著搬。
後來磚窯關了,他去了東莞。
電子廠流水線,一天站十二個鐘頭,往電路板上插電容。
乾了一年,攢下三千塊,被中介騙走,說是交社保,人跑了。
他在天橋底下睡過半個月,跟流浪漢搶過垃圾桶里的礦泉水瓶。
後來找到一份工地的活,扎鋼筋。他從腳手架上摔下來過一次,沒摔壞,爬起來接著扎。
攢了點錢,他去擺地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