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是混蛋，她獨自培養出4位中央委員，臨終不知兒子已壯烈犧牲

「不會，就學。」她這樣說，也這樣做。

她向鄰居請教最簡單的法語單詞，一邊學一邊寫，半個月後，她已能用蹩腳的發音問價、買菜，三個月後，她竟能看懂簡易的報紙，偶爾還能給孩子們翻譯一兩句。

除了學習，她還用從湖南帶來的絲線和繡花布匹，在法國人眼中如魔術般地做出精緻的湘繡。

她把這些刺繡拿到集市販賣，所得的錢一半用來補貼生活，一半用來資助孩子們謄抄、翻譯馬克思主義書籍。

她從不以為這是「女紅」，她說：「你們用筆寫革命，我用針縫革命。」

有時夜深人靜，她依舊坐在炕邊，聽著蔡和森和向警予討論「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嘴角會輕輕翹起。

她不完全懂那些複雜的政治術語，但她知道，這群年輕人肩上，擔著的是未來的中國。

她從不干涉孩子的選擇，更從不以「母親」的身份去擺出架子。

她只是轉身去廚房端出一鍋煮熱的雜糧粥，輕聲說：

「來，吃了這碗粥，好接著想革命的事。」

後來，「中共」的字眼第一次在蔡和森的信中出現，那一刻，她不再只是蔡和森的母親、蔡暢的母親，她成了那個時代最堅韌的革命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