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是混蛋，她獨自培養出4位中央委員，臨終不知兒子已壯烈犧牲

她心裡苦笑，自己連「齊家」都無從談起，還如何指望教出有志氣的兒女？

終於，在某個清晨，她推開蔡家的門，帶著孩子離開了上海，回到了荷葉鎮老家。

老家的日子並不比上海輕鬆，蔡蓉峰依舊不知悔改，一副「家中主子」的模樣，對她指手畫腳，吆五喝六。

他開始逼她給年幼的女兒裹腳，說「不裹小腳，將來沒人要」，還要兒子去田間做工，說「讀書是浪費銀子」。

她聽了這話，咬牙不語，回房後，她將自己的嫁妝細細清點，把壓箱底的金銀首飾和繡花被面拿出來，一件件賣掉，為的只是能湊足蔡和森的學費。

有一次，蔡蓉峰酒後發瘋，要強行給小女兒裹腳，葛蘭英抱著女兒逃進鄰居家，把自己反鎖在柴房裡整整三天，守著女兒不讓他碰。

日子一天天地熬，直到她遇到了兩個女人，秋瑾與唐群英。

她與她們交往越深，越感羞愧，她說自己「生得是女人的身子，卻被囚於男人的世界太久」。

在秋瑾遇害後，葛蘭英在家中設了靈堂。

她告訴自己：「我不能像她們那樣投筆從戎，但我可以教我的兒女做他們做的事。」

她第一次向父母提出休夫請求。

父母勸她「女人家就該認命」，她冷笑一聲，道：

「認命？我早該死在書堆里，不該嫁進這狗窩裡！」

休夫一事，在鄉里引起轟動，女人休夫，這在那個年代簡直比「忤逆父母」還重。

但她並不在意。

她要的是孩子讀書，是女兒不纏足，是孩子們有一個不被父權壓迫的未來。

她親手為小女兒解開腳布，為兒子挑選筆墨紙硯，為大女兒打制布鞋出門看學塾。

她終於開始活成了自己。

半百求學

1914年的長沙，大多數人家的女人們都守著火爐做針線，或趕在年關前去廟裡添香祈福。

但就在這被寒意和傳統緊緊包裹的省城，一位身著舊棉袍、腳踩厚布鞋的中年婦人，帶著兩個女孩，站在了湖南女子教員養成所的大門前。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年近五十的葛蘭英。

養成所的大門高高的，牌匾上的四個燙金大字在冬日陽光下微微泛著光。

葛蘭英昂首走進去，身後跟著的大女兒蔡慶熙、小女兒蔡暢，還有年僅五歲的外孫女劉昂。

她早已打聽清楚，這是一所專為培養女性教師開設的新式學校，凡女子若有高小文化基礎，皆可報考。

她自小通讀《四書》《五經》，識文斷字不在話下，自信滿滿。

可她剛進門，就被門口登記的女教務攔了下來。

「這位夫人，您是來為哪位小姑娘報名的？」女教務員見她頭髮花白，語氣格外溫和。

葛蘭英回以淡然一笑：「我是來給我自己報名的。」

話音一落，女教務員頓時怔住，隨後為難地道：

「學校有規定，學員需為適齡女子……」

「適齡？」葛蘭英直視她，「請問是幾歲到幾歲？」

那人張口結舌：「這……沒有明確，但從未有過您這樣的年紀。」

葛蘭英不爭不吵，拉過蔡和森寫好的一封狀紙，道：

「若你們不收，我自會向長沙縣衙遞狀。」

隨後，她轉身，帶著女兒和外孫女轉頭離去，數日後，長沙縣知縣在大堂上展開那封狀紙。

他一字一句地讀完狀紙後，隨手提筆，在末尾批了四個大字：「奇志可嘉」。

這四個字，在當時的長沙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

一紙狀書破了舊規，那位「年紀最大的新生」，理直氣壯地進入了養成所課堂，坐在比她小了三十歲的姑娘中間聽課、寫字、做體操。

她不羞、不怯、不退，自覺自己不是與人攀比的「老太婆」，而是一位肩負使命的「新女學士」。

她每天清晨最早到教室，夜裡燈滅後仍借油燈苦讀，尤其偏好唐詩與經義，有時甚至背誦得比老師還熟。

幾個月後，那些曾對她指指點點的年輕學員，竟紛紛圍在她身邊，請教國文、詩詞、甚至女紅。

她逐一耐心解答，毫無架子。

漸漸的，她從「那個老太婆」變成了「葛大姐」「葛伯母」。

同學中稱她「學問有餘，精神更盛」，老師們也常以她為榜樣。

與此同時，葛蘭英將自己的名字，鄭重地改為「葛健豪」。

健者，改造舊社會之健將，豪者，打倒舊枷鎖之豪傑。

舊的葛蘭英，已經死了，她要做的，是新中國的新母親、新女子。

她用行動告訴世人，讀書與改變命運，從來不設門檻，唯有不甘與不屈，是所有女性最強大的入場券。

育子赴法

長沙劉家台子的那間小屋，並不寬敞，屋內擺著一張老舊木桌、一架縫紉機、一方灶台。

若不是那張桌前，經常圍坐著一群眼神熾熱、談笑風生的年輕人，誰也不會想到，這樣一個尋常的農家屋角，竟是那個時代最早的革命火種發源地之一。

那群年輕人，有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羅章龍、何叔衡……

他們以葛健豪家為據點，探討理想、策划行動、閱讀譯文，推演未來的中國。

每次開會前，他們都先圍到後院幫著幹活，翻菜地、挑水、拾柴火。

開完會後，幾人擠在灶前吃飯，一碗稀飯、一碟豆腐乳，香得能吃下三碗乾飯。

而這一切的中心人物，是那位腳穿布鞋、身著粗布衣的老母親，葛健豪。

這看似平常的日子，其實藏著無數不平常的細節。

一到夜裡，燈芯挑高，葛健豪就在縫紉機前忙個不停。

不是給孩子們縫補衣服，就是在為即將遠行的兒女縫製行囊。

蔡和森和蔡暢準備出國留學的那段時間，是她最忙碌也最沉默的時光。

她知道孩子們去法國，不是為了鍍金，而是為了更廣闊的革命理想。

而她能做的，就是讓他們衣著得體、不至寒冷，行李整齊、少一分麻煩。

臨行前，旅費仍是難題，她沒有猶豫，取出所剩不多的嫁妝，拿到當鋪一一折現。她還找到曾國藩的外孫、愛國實業家聶雲台，開口借了六百銀元。

那年，她五十四歲，帶著女兒、女婿、外孫，加入了三十人的留法勤工儉學隊伍，踏上了駛往法國的郵輪。

初來乍到的中國青年們因語言不通、生活艱難，常被法國人冷眼相待。

葛健豪一開始連刀叉都拿不穩，法語更是一個字也不懂，但她沒有退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