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朱元璋廢除宰相的做法，最終誤了大明王朝？

皇帝看了之後，用紅筆做最終批示，這叫「批紅」。

從理論上來說，「批紅」才是最終的決策權，可到了明朝中後期，很多皇帝根本沒有朱元璋、朱棣那樣的勤政精神，他們要麼沉迷煉丹修道，要麼沉迷酒色玩樂，要麼乾脆幾十年不上朝。

比如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天躲在宮裡煉丹。

萬曆皇帝，創下了三十年不上朝的紀錄。

天啟皇帝，喜歡做木匠活，把政務都交給宦官處理。

這些皇帝懶得自己批紅，就把這個權力交給了身邊的宦官。

於是，內閣的票擬能不能生效，全看宦官的批紅。

到了這個時候，內閣首輔的權力已經堪比以前的宰相，比如嘉靖時期的嚴嵩、萬曆時期的張居正，都是權傾朝野的人物。

但麻煩的是，內閣沒有法定的宰相名分，他們的權力不是來自製度，而是來自皇帝的信任。

皇帝信任你，你就能權傾朝野。

皇帝不信任你，隨時可以把你罷官免職，甚至關進大牢。

這種不穩定的權力格局，為後來的黨爭埋下了伏筆。

這是朱元璋廢除宰相帶來的第一個弊端。

這就是制度的演變，這種演變，又怎麼會以當年朱元璋的意志為轉移呢？

明末東林黨人劇照

廢除宰相帶來的第二個大弊端，是行政效率大幅下降。

有宰相的時候，宰相是整個行政體系的中樞，六部之間的事務可以通過宰相協調，遇到跨部門的工作，宰相一句話就能統籌安排，不用各個部門互相推諉。

比如要修建一條運河，需要工部負責施工、戶部負責撥款、地方官府負責徵調民夫，這些部門之間要是有矛盾，宰相就能出面調解，確保工程順利進行。

廢除宰相之後，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每個部門都只盯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遇到需要多個部門配合的事，誰也不願意主動牽頭，都等著皇帝來協調。

而皇帝每天要處理成堆的奏章，根本沒精力管這些瑣事，結果就是很多事情被一拖再拖，政策執行起來漏洞百出。

明朝中期治理黃河的事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明朝中期，黃河多次決口，淹沒了河南、山東的大片農田和村莊，百姓流離失所，朝廷也損失了大量的賦稅。

於是，朝廷決定治理黃河，這件事需要工部、戶部、河南布政使司、山東布政使司等多個部門配合。

可沒有宰相統籌，各個部門之間互相扯皮。

工部說，治理黃河需要大量的資金和物資，戶部得先撥款。

戶部說，地方官府上報的預算太高，得先核實清楚。

河南布政使司說，徵調民夫需要糧食，戶部得先撥糧。

山東布政使司說，黃河決口的主要責任在河南，河南應該多承擔一些工作。

就這樣，各個部門互相推諉，治理黃河的方案討論了大半年，始終沒動工。

後來，黃河再次決口，災情比之前更嚴重，朝廷這才手忙腳亂地派官員去督辦，可已經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這樣的例子，在明朝中後期比比皆是。

行政效率的大幅下降，還體現在政策的執行層面。

以前有宰相的時候，宰相會監督六部的政策落實情況，哪個部門執行不力，宰相可以直接問責。

可廢除宰相之後，沒有了統一的監督機構，六部之間互相制衡，誰也管不了誰。

很多好的政策，出台的時候說得天花亂墜，執行起來卻層層打折扣，最終淪為一紙空文。

比如明朝的「一條鞭法」，本來是一項很好的賦稅改革政策，能減輕百姓的負擔，可到了地方上，官員們為了搜刮錢財，擅自增加賦稅，反而讓百姓的負擔更重了。

廢除宰相帶來的第三個，也是最嚴重的弊端，是導致宦官專權的泛濫。

朱元璋本來對宦官防得很嚴，他深知宦官亂政的危害，所以在登基之後，立下了很多規矩：宦官的官階不能超過四品；宦官不能讀書識字；宦官不能干預政事；甚至還在宮門口立了一塊鐵牌，上面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

在朱元璋時期，宦官確實沒什麼地位，他們的職責就是伺候皇帝和后妃的生活起居，根本不敢也沒有機會幹預政事。

可朱元璋千算萬算，沒算到自己廢除宰相之後，皇帝的政務會這麼繁重，更沒算到自己的子孫後代會這麼怠政。

到了明朝中後期，很多皇帝根本不想處理政務，他們既不想把權力交給內閣大臣，又沒人幫忙處理堆積如山的奏章，就只能依賴身邊的宦官。

宦官每天和皇帝朝夕相處，是皇帝最親近和最信任的人。

皇帝覺得，宦官是自己的家奴，不會像內閣大臣那樣威脅皇權。

於是，皇帝開始讓宦官幫忙處理奏章，慢慢把「批紅」的權力交給了宦官。

到了明宣宗時期，宣宗皇帝還專門設立了「內書堂」，教宦官讀書識字，讓他們能更好地幫自己處理政務。

這一下，宦官的權力就徹底失控了。

要知道，「批紅」是最終的決策權，宦官掌握了這個權力，就相當於間接掌握了朝政大權。

他們雖然沒什麼文化，卻能憑藉皇帝的信任，肆意妄為——提拔自己的親信，打壓正直的大臣，賣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把朝廷搞得烏煙瘴氣。

明朝中後期的宦官專權，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頂峰，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劉瑾和魏忠賢。

劉瑾是明武宗時期的宦官，他憑藉著武宗的信任，掌握了「批紅」的權力，被稱為「立皇帝」，意思是皇帝是坐著的皇帝，他是站著的皇帝。

也就是說，他雖然不是皇帝，卻擁有和皇帝一樣的權力。

朝廷官員的任免、政策的制定，都得看他的臉色。

地方官員進京述職，都得給他送厚禮，要是不送，就會被罷官免職。

劉瑾掌權期間，貪污的錢財不計其數，後來被抄家的時候，抄出的黃金有兩千五百萬兩，白銀有五千萬兩，比當時明朝一年的財政收入還要多。

魏忠賢是明熹宗時期的宦官，他的權力比劉瑾還要大。

熹宗皇帝喜歡做木匠活，整天躲在宮裡鋸木頭、做家具，把政務都交給了魏忠賢。

魏忠賢自稱「九千歲」，比皇帝還少一千歲，全國各地的官員都要給他建生祠，要是誰敢反對他，輕則罷官，重則殺頭。

他還勾結東林黨的反對派，組成「閹黨」，在朝堂上打壓異己，製造了無數冤案。

在魏忠賢的把持下，明朝的政治變得越來越黑暗，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尖銳。

而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為朱元璋廢除了宰相，打破了君權和相權的平衡。

皇權失去了制約，皇帝又怠政，權力就只能落到宦官手裡。

朱元璋要是泉下有知，看到自己親手制定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規矩，被後世子孫拋到九霄雲外，估計會氣得從墳墓里爬出來。

廢除宰相帶來的第四個弊端，是黨爭愈演愈烈，朝堂變成了戰場。

在有宰相的時候，宰相是百官之首，是整個朝堂的核心，大臣們就算有不同的意見，也能在宰相的協調下達成共識。

可廢除宰相之後，沒有了能統籌全局的核心，朝廷里的大臣們就分成了不同的派系，為了爭奪內閣首輔的位置，為了獲得皇帝的寵信，互相攻擊、互相彈劾，斗得你死我活。

明朝中後期的黨爭，從嘉靖時期開始，一直持續到明朝滅亡，前後長達一百多年。

參與黨爭的派系很多，有東林黨、浙黨、齊黨、楚黨、閹黨等等。

這些派系之間的爭鬥，完全不顧國家利益，只看立場不看對錯——只要是對手支持的，他們就堅決反對；只要是對手反對的，他們就堅決支持。

比如萬曆時期的「國本之爭」，就是黨爭的一個縮影。

萬曆皇帝想立自己寵愛的鄭貴妃所生的朱常洵為太子，而大臣們則認為，應該立皇后所生的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這是「祖制」。

這件事本來是一件家事，卻演變成了朝堂上的派系之爭。

支持朱常洛的大臣，形成了後來的東林黨。

支持朱常洵的大臣，形成了浙黨、齊黨等派系。

雙方互相彈劾，爭吵了十幾年，萬曆皇帝被吵得不耐煩，乾脆三十年不上朝。

到了明朝末年，黨爭變得更加激烈。

當時，內有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外有後金的虎視眈眈，國家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可朝堂上的大臣們還在互相攻訐。

東林黨指責閹黨誤國，閹黨打壓東林黨，誰也不願意站出來為國家分憂。

崇禎皇帝雖然想挽救明朝，卻被黨爭搞得焦頭爛額，他在位十七年，換了十九任內閣首輔，始終無法形成統一的決策。

最終，在農民起義和後金的雙重打擊下，明朝走向了滅亡。

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殺前，曾悲憤地大喊「諸臣誤我」。

可他不知道，真正「誤」了他和明朝的，其實是當年朱元璋作出的廢除宰相的決定。

要是有宰相在，朝堂上就不會這麼混亂，政策也能得到有效的執行，明朝或許也不會滅亡得這麼快。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朱元璋廢除宰相的做法，最終誤了大明王朝。

參考書目：

1、《朱元璋傳》（吳晗著）；

2、《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吳宗國主編）；

3、《明代政治制度史》（關文發、顏廣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