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四川挖出張飛墓，丈八蛇矛千年不朽，專家：我們誤會了1800年

在史學考究上素以嚴謹著稱的王世貞也認可張飛的書法水平，並將之與唐代著名儒將薛仁貴相提並論。可見張飛非常有可能也是一位儒將，只是顯露的時候不多。

不過必須要承認的是，後世對張飛是否精於書畫有很大的懷疑。據包括四川大學教授、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常務副會長的沈伯俊等學者考究，關於張飛善書畫的說法，真實性不牢靠。這理論多半出自楊慎，而楊慎本身就有炮製這一說法的潛在原因。

因為楊慎是四川人，直到明朝中期前，四川文壇在文人圈中的聲量遠低於中原和江南地區。因此楊慎當時確實有「杜撰」出張飛善文的說法，為家鄉「找找場子」的動機。而且這種事在我國古代，甚至在現當代都並不稀奇。

如唐代史家劉知幾在《史通》所提到的，「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地理書者⋯⋯競美所居，談過其實」的評價。而且在楊慎的其他史學著作中，史料錯誤和張冠李戴的情況也比較多。因此，如四川沈伯俊、台灣羅盛吉等兩岸學者對其真實性普遍存疑。

但除了楊慎外，還有很多書籍都認可了張飛「文藝青年」的身份，相信張飛的書法即便在三國時期稱不上最頂尖，但放在我國歷史，特別是武將群體中，也算是相當出類拔萃的一檔。

但為什麼明知張飛是文藝青年，可《三國演義》等作品依舊要將其塑造成莽夫形象呢？背後在迎合什麼呢？

形象之變

其實觀察張飛形象轉變的過程，可以清晰看到我國古代市民文化的興起與發展。

在《三國志》中，作者陳壽評價張飛「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義釋嚴顏，有國士之風。...暴而無恩。」可見在真實的歷史上，張飛不僅勇猛，還殘暴。

根據這一情況，我國早期的張飛祠就帶有濃重的「厲祀」色彩，予人陰森感。但經過宋元的轉變和明清發展，張飛的神格也從戾狠駭人之陰神轉化為護民保鄉之陽神。

從宋期起，隨著市民階層的壯大和通俗文藝的發展，三國歷史逐漸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人們在講說三國英雄的故事時，往往喜歡按照市民自身的歷史觀、道德觀和審美觀，改造歷史，改塑人物。

由於長期「北強南弱」的局勢，為尋求心理平衡，尋求慰藉感，當時民間都有強烈的「尊南貶北」思潮，文人也在藝術作品中逐漸提高蜀漢地位，以映射幾經艱難，長期打不過北方政權，但手握正統的「自己」。張飛的形象也跟隨著蜀漢地位的抬升，開始「由負轉正」。

而在庶民娛樂大興起的明朝與清朝，在大一統的狀態下，大家無需為時政而「顧影自憐」，反而更加重視取悅自己。作為戲劇常見的題材來源，三國中張飛的形象得到徹底改變。

基於市民審美趣味之市井娛樂創造下，娛樂作品中之張飛的形象從勇猛殘暴的將軍，變為更加「接地氣」的莽漢，即充滿喜劇意味、粗中有細、幽默詼諧，甚至帶有幾分狡黠機智，能智取對手。

羅貫中在塑造《三國演義》中的張飛形象時，除了保持歷史人物張飛忠於劉蜀集團、勇猛善戰的基本特點之外，主要按照市民階層的倫理觀和審美觀重新為張飛設計出全新的「人設」。

張飛雖然常常因為喝酒誤事，但心地不壞，沒有那股令人害怕的殺氣。而且張飛身上的毛病，在許多平民百姓也能找到，是可以接受的缺點。而且因為這些「可愛」的缺點，反而離普通人越近，讓觀眾越親切感。

再加上張飛在《三國演義》中「頗有家資」的屠戶身份、粗俗但貼合大眾的言行、心直口快、愛憎分明、粗中有細的性格特點，可以讓觀眾將自己帶入到這個角色中，從而形成一種類似於「看爽文」的「爽感」。這也是張飛即便不是領袖，也在「三國迷」中人氣頗高的原因。

張飛墓和丈八蛇矛的發現讓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三國時期的歷史文化，也讓我們對那些重要歷史人物有了更為客觀、真實的認識。隨著時間的推移，相信還會有更多的歷史謎團在考古學家們的努力下被解開，為我們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

參考文獻：

《淺談猛張飛的另一面》2009年第1期《巴蜀史志》

《歷史上的張飛究竟什麼樣？》2006年第1期《文史知識》

《張飛形象：用市民意識改造的英雄》2005年第2期《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